前苏联的会计专家在中国
2013-10-18 10:25:17   来源:   评论:0 点击:

  新中国建设的人才,大致有两个来源,留学英美和留学苏联的归国学生。我们一大批世界级的两弹专家和航天航空专家等

  新中国建设的人才,大致有两个来源,留学英美和留学苏联的归国学生。我们一大批世界级的两弹专家和航天航空专家等,大多是抛弃在西方的大好前程和优厚待遇,义无反顾地回来报效祖国的;建国前后,中国也向前苏联派出了留学生,毛泽东主席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就是在接见留苏学生代表时说的,此预言果然灵验,留苏的江泽民、李鹏等同学后来都成为国家领导人。记得在笔者的学生时代,老师常用这话激励我们,却原来与我们无关也!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最缺乏的是治国经验,对于西方模式已不屑一顾,全盘作废,更不用说其中全然没有计划经济的治国方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政府请求苏联提供支援,苏联因而派出了各行各业的大批专家,在他们的传授下,我国在各个领域开始起步,有了明显的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回顾这一段历史,不难感受到苏联模式对我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由于前苏联当时还在发展中,曾有位苏联专家后来回忆,他一生只有两个时期是吃得好的,那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时期”和在中国当专家的时期,可见国内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当然也不可能全面领先,再加上派出人员可能良莠不齐,难免有滥竽充数者。不加选择地全盘引进苏联模式,也留下了一些无法消除的遗憾。其中最大的败笔当属三门峡水库工程的上马,其时只有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一人明确反对,理由是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会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我国的其他水利水电专家却全都盲目拥护苏联专家的建设方案,结果是“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被黄万里教授不幸而言中:该项目运行后一再改建折腾,至今谓河流域洪灾不断,后患无穷。

  在教育方面的最大特点则是细分专业,如冶金要分为各种各样的冶金专业,以致大量的大学生终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要不是当年国家包分配,找工作都找不到对口单位。关于英语教学,曾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的张珑女士,是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的孙女,则有如下的回忆(《水流云在——张元济孙女的自述》第96—9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8月):

  “从如今仍十分流行的‘许国璋英语课本’中,就可以窥见当年苏联模式之一斑。…翻开当年的英语课本第一册,无不首先看到语音的教学部分,其中有好多篇幅上都画了一个人头的侧面,口腔中舌尖、舌中部、舌后部如何抬起,以发出各种不同的元音和辅音。…对语音作理论性的探讨是一种高层次的研究工作,但对于初学者来说,究竟有多少效果却很难说了。…在学生没有机会广泛接触英美原著,导致缺乏感性认识的情况下,把语法分析得丝丝入扣,竟然还有在黑板上写出如数学般的公式:‘主语+谓语=句子’,这种做法的根源不得不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的影响。…其实,当年虽然学习苏联,但他们的外语教学是否成功,我们是不得而知的。50年代时来了一位苏联专家指导我们的英语教学,她是一位上了点年纪的女士,清瘦而斯文,住在友谊宾馆,平时极少露面,和绝大多数教师几乎没有接触。第一次和英语专业的全体教师见面是安排在临湖轩的大接待室里。…1952年院校调整后的西语系阵容空前强大,就英语专业而言,有来自清华、北大、燕京等五大院校的名教授,如朱光潜、俞大姻(注:原字为角丝旁)、李赋宁、赵萝蕤等等。他们早年或留英、或留美,英语水平都堪称一流。那天,大家聚集在临湖轩,聆听苏联专家的讲话。她用英语作了一个简单的开场白,接着就用俄语讲话,再由事先安排好的译员翻译成中文。我想,我们这些名教授个个都能用英语流利地作演讲,又何需翻译呢?最令我难忘也是最令我吃惊的是,那位专家强调一个论点:所有教学,包括作业,都应在堂上完成。根据这个论点,教学中从此不鼓励学生看课外读物。”

  从上文可以推测,这位女士对自己的口语水平都没有自信,所宣扬的教学观点也是全然错误的,不知是如何作为外语教学“专家”跑到中国来,教诲起我们顶尖级的名教授的。这些名教授中,已知朱光潜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博士,李赋宁是美国耶鲁大学硕士,赵萝蕤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绝非等闲之辈,此情此景,颇有幽默感。

  由于西方会计模式和沿袭西方的民国时期会计已被废弃,当时的我国会计界也在学苏联,如《新会计月刊》的《发刊词》(1951年1月25日)中,列为第一个努力方向的就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先进的国家,学习苏联是举国一致的要求。据我们了解,苏联会计学原理和应用的方法上有很多独到的地方,值得我们取法,尤其对于计划经济的会计处理,值得我们参考。目前因为精通俄文的同志不多,很多宝贵的会计书籍还没有翻译出来。关于会计资料的翻译,比较其他普通的文字更难,必须精通中苏两国文字并对会计有相当了解的人,才能正确地执笔;否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令人如堕入五里雾中。所以关于会计书籍的翻译工作,截止现在还没有展开。就我们陆续见到的资料,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各院、部、会、署的苏联专家和少数大学的苏联教授的演讲和建议书,如果我们再把它珍秘起来,不让他流传,一方面阻塞了同志们进取的道路,同时辜负友邦人士协助我们的热忱,实是不合理的举措。所以我们打算借本杂志来介绍一些苏联的会计资料,或者是原文的翻译,或者另用文字来介绍一番,我们要学习苏联经验,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第一个方向。”笔者曾见的史料,连留美博士出身的潘序伦先生都开始自学俄语,可见此风之热。

  到中国的苏联会计专家有派驻中央财政部的,有派驻中国人民大学的,还有在基层企业的,分别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本文根据《工业会计》第11期社论《感谢苏联专家的帮助积极学习苏联会计核算的先进经验》等史料的内容作一综述。

  在中央财政部的,有维纽阔夫、雅吉莫夫和塔塔连科等,其中,维纽阔夫应是一位非常实干并起了重要作用的专家,这从他所做的事即可看出。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国营企业的财务计划工作在当时是一个完全生疏的问题,维纽阔夫“密切地注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紧密依靠群众来发现和解决问题;”中央重工业部命令所属企业实行清产核资,并以石景山钢铁厂为重点,他曾几次下厂指导,在工作中发现了计划方面和会计方面的问题,例如固定资产折旧计划和流动资金分季的计划,“其中很多的缺点和错误,维纽阔夫同志都一一予以指出和纠正过来。这样,不但使该厂在编制1952年财务计划得到很大的帮助,而且也使中央财政部在改订国营企业财务计划表格时,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参考资料。”1952年8月,中央财政部召开修改1953年财务计划表格会议,维纽阔夫亲自主持,重新制订了各个经济部门的计划表格,“由于这次表格修改的部分很大,部分比较保守的财务工作同志表示不同的意见,他针对这种保守思想诚恳地、耐心地进行说服,指出这种修改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并指明今后我们应该奋斗的目标。”在企业会计制度方面,维纽阔夫的贡献也很大。他1949年底到部以后,先后经过他设计和提出来的制度与规章计有(1)工业企业会计科目;(2)工业企业会计报表;(3)国营企业年度清查财务条例;(4)会计主管人员职务权力责任条例(因牵涉到会计组织及其他原因尚未公布);(5)国营企业决算编审办法;(6)会计簿籍会计凭证条例等。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为我国打下了社会主义会计核算形式的基础,统一了全国各国营企业界核算形式,替我国国营企业会计核算的前途铺平了广阔的发展道路。”在中央财政部的另外两位专家,雅吉莫夫和塔塔连科则“根据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财政部门的总预算会计及行政部门和事业部门的单位预算会计提出了初步的方案,并编成讲义于去年年底至今年七月底向中央级的会计人员进行讲授。这样使我们财务会计人员对先进的预算会计制度有了深刻而正确的认识,从而为我国推行新的预算会计制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有马卡诺夫和高诺诺夫两位苏联专家,可以说苏联专家的到来,直接带动了人大簿记核算教研室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经济研究室于1950年6月成立会计小组,最初成员只有7人;7月22日苏联专家到校后始正式成立簿记核算教研室,归财政系领导,当时成员15人;至1952年,已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大学规模最大的教研室之一,计有教员22人,翻译7人,行政人员7人,包括研究生等已有百余人。教研室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马卡诺夫教授在《工业会计》1952年第4期发表《论会计核算的阶级性》,当时的评价是:“严肃批判了资本主义会计理论,从会计核算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来说明它的阶级性,同时并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科学性和优越性,从而指出了我们今后确定不移必须积极学习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努力方向。这篇论文,成为新中国会计界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在推动当前会计界前进,起了巨大的作用。”,据此判断,会计有阶级性的观点,应是苏联专家首次引入中国的。此外中国人民大学还发表了《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簿记核算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等。在教学成果方面,从1950年9月起到1952年9月止的两年中,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过簿记核算的同学共计数千人,已经毕业离校的有2千余人,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苏联同志不仅教会教员同志们专业知识和奠定专业理论的基础,并且耐心和细致地告诉教员同志们如何用祖国自己的语言和通顺词句进行讲授,如何掌握同学情绪并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及如何进行个别辅导等等,并且还亲自讲授示范。所有这一些,使来自旧社会的教员同志们都认为这是他们从事教育工作以来,未曾见过的事。”1952年10月上旬,为纪念国庆3周年和人民大学校庆2周年,簿记核算教研室举办了一个簿记核算资料展览会,以巨幅张挂列宁的名言:“任何一件制品,任何一块面包,都不能处于核算之外,因为社会主义这首先就是核算”,展出了在簿记核算方面的成就。

  此外,在国营工厂、铁路、矿山等基层单位,还有许多苏联专家在从事相当具体的工作,中苏造船公司总会计师吴拉索夫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亲身指导下,公司于1952年1月开始清点物资,在3月间即完成了繁重而细致的估价工作,时间不过二个半月,比同类国营企业的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工作快得多。在这里,又是“根据苏联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基本原则起了有效作用,例如在固定资产清理和估价过程中,需要解决设备实际有效的百分率的鉴定和和折旧率的计算问题,苏联已有相当详细的资料,例如电动机的使用年限是20—15年,年折旧率为5.5—8%。在鉴定设备的有效率时,应首先考虑设备损耗的各种程度,然后决定年折旧率。损耗程度可划为三种:(1)开始使用到一次大修前的新设备,采用折旧率的最高数值;(2)超过一次大修期限的旧设备,折旧率采用最低数值,甚至降到3.3%;(3)破旧需要大修理的设备,按原始价值的20%估价。当然,这样的划分还是粗放的,因为许多旧设备还在使用中,实际有效使用率应当超过20%,所以,如果有以下两种情况,可定为50%:(1)在最近六年内曾有过大修理和中修理;(2)设备使用条件比一般条件更良好。这样的补充划分,使折旧率的计算不仅简捷,而且正确。“中苏造船公司就是这样依靠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结合着自己的实际工作情况,迅速地解决了清产核算一系列复杂问题。”

  从史料看,还可观察到有些苏联会计学者,也许并未亲临中国,但其论著通过翻译成中文发表或出版,也对我国的会计实践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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